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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和卧室的窗户都开着，室内温度很高，在30度左右。尸体已开始腐烂，发出阵阵恶臭。根据室内温度和尸体腐烂的程度推断，应该已经死亡三四天了。鉴于16号晚上9点刘雨朋还打电话回家与死者通了电话，最后确定死亡时间为4天前，即16号的深夜。
在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瓶服用过的安眠药；没有寻找到遗书，死者又是身穿背心和短裤仰卧在床上，也不像是自杀。门窗没有撬动的痕迹，室内只有死者和她丈夫的足印和指纹，无外人进入的印迹。死者的丈夫刘雨朋是中兴公司的职员。该公司证实本月10号刘雨朋就与另一名叫夏新的人一同出差，离开江州，直到昨天上午才返回本市。室内的那些印迹，显然是在他10号离家以前和昨天回家以后留下的，与妻子的死应该没有关系。
他们综合以上种种情况进行分析，这才做出是死者自己误服了过多的安眠药而致死的结论。估计是死者服用了一次安眠药后，仍然无法入睡，又起来服用第二次，结果在迷迷糊糊中多服用了几片，药量超过了限度……
赵忆兰叙述到这里顿了顿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然后总结说：“李队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尸检又是请市法医中心的汤平医生去做的，侦查工作认真、细致、全面……总之，一切都符合规范，符合逻辑，他们的结论无懈可击。”
“既然如此，那么，你为什么还要说是疑案？”何钊笑了。他深知自己的这位徒弟，既然说是疑案，就一定是发现了疑点，这绝不会是她的调查结论。
赵忆兰也莞尔一笑。但她并不回答老师的问题，而是继续叙述说：“我接着又去了一趟卢梅的工作单位。那是一家生产工业陶瓷的民营工厂，卢梅是厂里的产品推销员。在那里，人们告诉了我两件事：“有一次，卢梅受人之托去看望两位老人。她一进门就闻到一丝淡淡的异味。那异味时有时无，飘忽不定，很难捉摸。卢梅循着气味搜寻了许久，最后终于在厨房的一个死角里搜寻到一只发臭的死老鼠。
“还有一次，卢梅代一家客户去仓库提货。当时，仓库的管理员正在为另一家单位发货。卢梅瞟了一眼发货单，说：‘等一下！单上的数字有错。这个单位我熟悉，不可能一次购买这么多瓷球。’管理员打电话去一问，发货单上的数字果然错了，是销售人员漏写了一个标点，把1.5吨写成了15吨……”
“你是说这两件事可以佐证卢竹的怀疑，像她姐姐那么一个心细的人，绝对不可能误服过多的安眠药？”何钊问。
“这是其一。”赵忆兰点头说，“其二是就在刚才，我来您这里之前，和平区分局的李队长打来电话说：在我离开之后，有保险公司的人去他们那里了解卢梅的死因。说是卢梅生前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受益人是她的丈夫刘雨朋。只要不是自杀，刘雨朋就可以领取到200万元赔偿。200万元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呀！”
“不错，这个数目足可以引诱一些人去犯罪。”何钊点点头，开始对这个案子产生兴趣。
“但这也只能证明他有作案动机。”
“当然，最为关键的还是他是否有作案的时间。他有作案时间吗？”